2019年，在国庆七十周年之际，安徽电视台拍摄了六集大型纪录片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，邀我担任总撰稿。这部纪录片聚焦金寨县红军史和五十九位开国将军，讴歌了革命老区悲壮的历史和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。《白马山上》（刊于《中国作家》2024年第7期）的素材和灵感就是来自于这次拍片的过程。
写小说，某种意义上，就是讲故事。一个故事你可以讲得很通俗，很肤浅，也可以讲得很高级，很深刻。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，格里高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巨大的甲虫；卡尔维诺《树上的男爵》中，主人公一怒之下，远离家人和朋友跑到树上去生活了。还有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，罗贝托·波拉尼奥的《2666》《荒野侦探》，他们都在讲故事。
如何讲好故事？有很多技巧。所谓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。我写《白马山上》，动笔之前首先考虑的是找一个好角度。写中短篇小说，找准角度相当重要。众所周知，同样的题材，同样的故事，如果角度不同，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。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，即《罗生门》的作者，曾写过一篇散文，题目叫《女体》。文中写到一个人，某天晚上突然发现“自己的魂灵”进入了一只虱子的体内。这只虱子爬呀爬呀，前边出现了一座高山。这是一座非常美妙的山，“山全是圆的，无处不是白色。那白色像凝脂那么白，那么柔软，滑腻的白色，甚至山腰坡度平缓的坑洼之处也像月光照在雪上一样，浮着一层淡淡的青光”，文中把这座山描写得很美，其实，这座山就是妻子的乳房，这人在变成虱子之后，从虱子的角度突然看到了妻子的身体之美。这就是角度的作用。
芥川龙之介是一个善于利用角度讲故事的高手。他的《罗生门》之所以成为经典，就是角度选得好。这个故事本身并不复杂：强盗为了占有武士的妻子，骗了武士；后来在武士妻子的挑动下，强盗与武士决斗，强盗侥幸杀死了武士；这一切都被樵夫看到了。故事本身很简单，如果平铺直叙去讲，可能一点意思也没有。但芥川的高明之处，在于把一个故事切割成四个角度来讲，一个故事也就变成了四个故事。由于动机不同，每个人都讲了一个不同的故事，于是整个故事变得扑朔迷离，引人入胜。这就是角度的玄妙。
回到《白马山上》，这个故事从一桩疑案切入。白马山是革命根据地，由于连续遭到敌人的偷袭，损失惨重，这说明我们内部出现了奸细。那么谁是奸细？如何查出这个奸细，清除内部的隐患？从这个角度去叙述，故事就变得曲折复杂起来，而随着故事的不断深入，抽丝剥茧，起起伏伏，人物的塑造和小说的主题表达也逐步完成。我觉得这样写就像攻打一个山头，不正面强攻，而是迂回包抄，自然省却了不少气力。另外，在故事的讲述中，我采用了“我大伯”的视角，通过他的讲述来完成故事演进。这种限制性的视角，留下了众多的盲点和空白也可以增加阅读的紧张感，产生较好的阅读体验。
当然，所有的技巧最终都要服务于主题。因为好看的故事只是一个外表，而塑造人物、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才是小说主旨。
我曾经采访过一位老战士。他向我谈起战争年代的经历。几千里的路程，敌人围追堵截，一路上不断苦战。进入大别山后，到处都是高山密林，脚全磨烂了。准备的草鞋没几天就走烂了，没办法战士们就用衣服把脚缠一缠接着走。脚底下全是血。好多战马都累死了——他把这些马称作“无言的战友”——那些马走着走着就倒了，因为马掌都磨掉了。尽管如此，每个人都咬紧牙关绝不掉队。老人当时说了一句话给我印象深刻。他说：“信念啊，我们当时靠的就是这个。”在说这句话时，老人面带微笑，语气平静，但话语中却充满了坚定和自豪。这个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。如果说，《白马山上》想要表现什么，我想就是这两个字——信念！